二是产业化带动难。近几年农业产业化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竞争力总体还不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带动农民增收不明显。公司加农户和协会加农户等模式并未给农民增收带来多少实惠。公司、协会和农民之间还未真正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几乎没有在企业或协会的二次分配中获益增收。有的地方将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作为普通企业对待，有的作为社会团体对待，还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适当的名分。这种混乱局面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贷款、纳税、保险等诸多方面困难重重，严重妨碍其发展。三是转移性增收难。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转移的劳动力队伍庞大，但由于综合素质低，大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很少，无法获得较高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

    四是政策性增收难。自2005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及其附加，“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农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没有更多途径。

    村庄建设规划滞后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无论是发达的苏南地区还是欠发达的豫东和皖北地区，农村从居住来讲都比较散乱。镇村建设规划，尤其是村庄建设规划明显滞后，这使新农村建设中的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面临成本高昂的问题。

    张伯达说，邗江区164个行政村有3500多个村民小组，近33万人口，共有自然村6500多个，有的自然村甚至只有几户居住，布局十分散乱。农民长期养成的生活垃圾随意丢弃、在住宅周围乱搭乱建的陋习一时难以改变。另外，农民对于集中居住也不能完全接受。受传统文化和习惯的影响，绝大多数农民喜欢单门独院、前庭后作的居住方式，因而，如何协调尊重农民习惯与科学合理规划之间的关系，还需做更细致的工作。

    规划滞后使新农村建设的成本加大。据介绍，目前邗江区农民住宅楼房率已达80%左右。同时，最近几年的建设使通村通组公路硬质化比重明显提高，水、电、有线电视改造等也基本结束，农民现有的居住条件和质量明显改善。如果今后要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实施社区集中居住，搬迁难度会很大，建设成本无法估量。在采访中，农民告诉记者，既然水、电、路和有线电视都通到了家门口，何必再搬迁到新的地方去呢？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奇说，淮河、长江流域相对黄河和东北地区，村庄散乱现象十分突出。农民对村镇规划建设有着强烈要求。推进村镇规划建设，可以开辟大量新耕地，改变农村脏乱差面貌，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可以大大降低公共设施建设成本，实现农村生活社区化，打造承担“工业反哺、城市带动”的平台。刘奇认为，村镇规划与建设面临的主要政策约束是土地调整问题。由于实行了最严格的土地保护政策，农村建设用地空间极小。对此，国家和省应结合实际，适当调整政策。在保护和节约用地的前提下，把村镇规划与建设用地调整问题纳入国家、省、市、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允许以县或乡镇为单位实现占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