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29日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是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后的第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在全面部署2006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同时，着重研究了未来五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

    中央在2004年“1号文件”中提出实行“两减免、三补贴”的政策，使农民从减免农业税、免征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和种粮直接补贴、购买良种补贴、购买大型农机具补贴中，直接受惠451亿元。2005年的中央“1号文件”继续加大“两减免、三补贴”的力度，政策直接给予农民的实惠比上年又增加251.4亿元。由于这些政策措施的强力推动，以及市场粮食价格回升和气候比较有利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出现了明显的转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以往有哪些联系和区别”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新农村建设”的本身并不是新的概念，以往很多学者曾经提出过“新农村建设”，在我们党的文件中也多次出现过。但这次提出“新农村建设”可以说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即这次是在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这一新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就像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描述的那样：“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从农村服务城市，到城市带动农村。工与农、城和乡，这两大关系正在实现着从未有过的历史性转变。”

    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自力更生的条件下开始推进工业化的，最初的积累资金只能主要来自农业，农业和农民因此为国家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与此同时，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也在进一步强化。特别是近年来，相对于快速发展的城市而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协调不仅制约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也明显制约着国内市场的扩大，农村发展的滞后和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已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大瓶颈。针对我国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突出矛盾，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这一要求。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